一次扫码支付的失误，九天的绝望挣扎，最终在苏州的山林间画上句点。19岁的河南小伙初到上海打工，命运却因多输一个零而彻底改变。
7月1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外高桥第二法庭审理了一起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案。被告席空无一人——那位被起诉的司机再次缺席。原告席上的郭先生望着空座位，想起三个月前喝农药自杀的弟弟，那个因100元车费错付成1010元而走向绝路的19岁少年。代理律师李律师透露，案件核心诉讼请求只是要求返还多付的车费。但这笔910元的退款，家属已永远无法亲手交还给那个本该在上海开始新生活的少年。
3月29日，河南鹤壁19岁的小郭怀揣着打工梦想抵达上海虹桥高铁站。第一次来到这座大都市的他，准备投靠在浦东新区打工的堂弟，计划进厂开始新生活。对高铁站出站方式不熟悉的他在出站口遇到一名运营车辆司机。双方私下约定以100元价格前往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下车前，小郭通过扫描微信二维码支付车费，却因操作失误，将100元错付成1010元。哥哥郭先生事后从弟弟手机中发现，这条退款请求始终未得到任何回复。这笔1010元对家境贫寒的小郭而言，几乎是全部的生活启动资金。
发现多付款项后，年轻的小郭陷入焦虑。3月31日，在堂弟陪同下，他来到上海市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报警求助。警方仅提供了司机的车牌信息，表示无法提供更多协助。初到上海的打工计划就此搁置，小郭陷入追讨无门的困境中。整整四天，这个性格内向的年轻人被困在自责与无助的情绪里。4月3日晚7点多，堂弟紧急联系河南老家的郭先生：小郭失踪了，并流露出轻生念头。此时，19岁的小郭已独自踏上前往苏州的列车——他曾在那里打过工的地方，似乎成了最后的归宿。
4月4日清晨，郭先生从河南赶往上海，会同警方展开搜寻。调取监控发现小郭已前往苏州，家属随即转往苏州寻人。六天的艰苦搜寻后，4月9日晚，游客在苏州穹窿山发现一具遗体并报案。10日，郭先生在殡仪馆见到了弟弟。民警告知，遗体旁发现了一个敌敌畏农药瓶。事后郭先生从弟弟同学处获得关键线索：4月6日凌晨4时许，小郭曾给同学发送两条10秒的模糊语音。反复听取后，郭先生辨认出弟弟的临终留言：“我喝了半瓶敌敌畏，过几天再和家里人说吧。”法医确认死亡时间为4月6日凌晨3点多。
小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9月将满19岁。父母都已50多岁，父亲因病无法工作，母亲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家庭经济拮据。“他原本准备去上海进厂打工，没想到刚到就出了这个事。”郭先生痛心地说。弟弟去世后，父母每日以泪洗面，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打击。事发后，郭先生曾尝试联系司机，但电话那头始终无人应答，陈述完毕后对方直接挂断，此后号码再也无法接通。司机从未主动联系家属。
4月16日，处理完弟弟后事，郭先生向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由为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核心诉求是要求司机返还多付的910元车费。7月16日下午，案件在外高桥第二法庭开庭审理。令郭先生无奈的是：“开庭他没有到场，也联系不到他。”这场缺席审判，让家属连当面对质的机会都失去了。代理律师李律师表示，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郭先生的最大诉求已不是追回钱款，而是希望司机现身道歉。但对那个在穹窿山结束生命的少年而言，任何道歉都已太迟。
十九岁，本该是站在人生起点的年纪。小郭带着打工梦想来到上海，却因操作失误付出十倍车费，又在追讨无门后选择终结生命。法律会最终裁定司机是否应返还多收的910元，但生命的价值又该如何计算？那个在苏州山林间被发现的敌敌畏瓶子，不仅装着一个少年的绝望，也映照出社会对弱势群体心理支持的缺失。当郭先生走出法庭，望着空荡荡的被告席，他仍在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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